编者：钱天鹤先生是我国现代农学事业先驱者、我国现代蚕业科学的先行者、中央农业实验所（江苏省农业科学院的前身）的主要创始人，曾为我国现代农业科学体系的建立和发展作出重要贡献。抗日战争时期担负全国农业指导和推动工作,对发展大后方农业和粮棉生产，支援抗战有重要贡献。钱天鹤治学严谨，追求科学真理，实事求是，重视科学实验，一生清廉，仁厚友善， 用人唯才，奖掖后学，关护部属，在他身上所体现的科学家精神和优良的职业风范，值得我们怀念和弘扬。今年是钱天鹤先生诞辰130周年，逝世50周年，本刊特选编刊出有关三篇文章，以资纪念。

钱天鹤(1893—1972),农学家､现代农业科学的先驱者,中央农业实验所的主要创始人。抗日战争时期从事农业行政工作,对发展大后方农业生产,特别是粮棉生产有重要贡献。

我国现代蚕业科学的先行者

1919年,钱天鹤学成回国,应南京金陵大学之聘,任农林科教授,兼蚕桑系主任。金陵大学是一所由美国教会在华设立的高等学府。成立之初仅设文科,1914年创办农科。1916年与林科合并为农林科,1928年改名为金陵大学农学院,是我国创建较早､影响较大的一所高等农业院校,曾为培养我国现代农业科技人才作出过重要贡献。1918年秋,金陵大学农林科与“万国蚕桑合作改良会”共同创办蚕桑系,由当时正在金陵大学和东南大学执教的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昆虫科主任吴伟士博士(Dr.C.W.Woodworth)主持,在南京城外开辟桑园,在校园内兴建蚕业大楼。这在当时各高等农业院校中是率先成立､试验研究条件比较完善的蚕桑系。

钱天鹤到金陵大学任教后,主讲农林科的作物学､育种学､园艺学等课程。他学识渊博,循循善诱,很受学生尊敬。由于他处事公正,要求严格,大家都称他为“方正先生”。在致力于教书育人的同时,积极开展蚕业科学研究。他首先调查研究了中国和日本､法国､意大利等国蚕丝业的状况,发表了有关论文和译文,深为我国蚕丝业的衰落而担忧。他惊呼:我国首创蚕丝已历四千余载,降至1918年,全国养蚕､缫丝从业人员及其家属近两千万人,生产徘徊不前,而日本则后来居上,出口生丝急剧增长,占全球生丝贸易50%以上,长此以往,世界丝市将为日本一国所垄断,不容我国有立锥之地,可不惧哉!他指出,中国蚕丝业衰落的主要原因是:蚕病蔓延,养蚕方法不科学,缫丝技术落后,以及资金不足和政府不重视。他认为,振兴我国丝业应从控制蚕病､发展桑园､防止茧商操纵茧价等方面着手治标；同时,要调查研究世界丝业情况､学习国外先进科学技术､加强金融和国际贸易活动,以及振兴蚕业教育等方面进行治本。

基于上述认识,钱天鹤在金陵大学任职期间,潜心于防治蚕病和选育蚕种的研究。曾发现多种新的蚕病,设计了新式制种盒生产无毒蚕种,培育成上海白种､横林白种､新元白种､意大利黄种､洞庭山白种等优良蚕种。

当时,江浙一带危害蚕业生产最严重的是微粒子病,经抽样检验,蚕种带病者高达40%—70%。钱天鹤和吴伟士合作研究的无毒种制种技术,可有效地控制微粒子病的传播,是当时金大农林科重要科研成果之一。这些成果由金陵大学农林科农业推广部向农村推广。钱天鹤从发展蚕业的全局出发,先后提出过建立原种场,以控制蚕病；开放蚕茧市场,以防止茧商垄断茧价；建立生丝检验所,以提高生丝质量；以及开展国际金融､运输､保险业务,以进入国际市场等一系列建议。

1925年,钱天鹤应聘出任浙江公立农业专门学校(浙江农业大学的前身)校长。1927年,钱天鹤任南京国民政府大学院社会教育组第一股股长。1929年,大学院改名为教育部,钱天鹤任该部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同年,调任中央研究院自然历史博物馆筹备处常务委员,主持工作。1930年,自然历史博物馆正式成立,钱天鹤为主任。

1930年,浙江省政府主席张静江为改进浙江农业,聘请钱天鹤为省建设厅农林局局长,同时聘沈宗瀚为主任技师。钱沈二人同心协力,拟定工作计划。邀请毛雍为场长，在杭州拱宸桥购置原英国领事馆馆址为场址和五百来亩稻田和部分旱地为试验地,建立农林总场，为现代浙江农业科学研究事业奠定了基础。

中央农业实验所主要创建人之一

1931年4月,南京国民政府实业部决定筹建中央农业研究所,由该部次长穆藕初为筹备委员会主任,钱天鹤为副主任,洛夫(H.H.Love)､邹秉文､谢家声､沈宗瀚､赵连芳､马耶(C.H.Myers)､卜凯(J.L.Buck)等14人为委员。筹委会草拟了研究所的组织规程,提出该所的任务为主管全国农业研究､改良和推广工作；选定南京中山门外孝陵卫为所址；正式成立时,定名为“中央农业实验所”,以表示对实用性试验的重视。

1932年1月,中央农业实验所正式成立。这是一所全国性的现代农业科学技术综合研究机构。同月28日,日军入侵上海,“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中农所的工作受其影响停滞不前。1933年7月,中农所改组,任钱天鹤为副所长,负责日常所务工作。钱受命以后,决心改变当时中农所的萎靡风气,从严治所。他针对时弊,提倡“三不”,即:不贪污,不迟到,不马虎。他认为要切实研究改良农业,必须聘请国内外第一流专家,以提高科学研究水准,并必须有很好的设备和图书,以利研究试验,此外尚须举办作物育种等短期训练班,以增进国内农业科技人员的新知识。

在钱天鹤及其同事们的共同努力下,中农所的业务工作蒸蒸日上。1934年春,钱天鹤力排众议,克服种种困难,完成了孝陵卫所址2570亩土地的征购工作。同年10月,第一座实验大楼竣工,中农所迁入新址办公,研究实验工作亦次第开展。至1937年秋,中农所因日军逼近而撤离南京前,已建成稻作､麦作､蚕桑､病虫害､兽医等实验大楼5座,行政大楼1座,宿舍楼十余座,以及温室､暗室､冷藏室等一批建筑。钱天鹤为此倾注了大量心血,从建筑设计到施工,以至仪器设备和图书资料的购置,无不精心筹划,煞费苦心。

在加紧建设的同时,积极延聘人才,开展研究实验工作。中农所的研究组织分3科9系:植物生产科,下设农艺､森林､植物病虫害､土壤肥料等4个系；动物生产科,下设蚕桑､畜牧兽医等2个系；农业经济科,下设农村工业､农情调查､农业经营等3个系。钱天鹤对人才的选择十分严格,以致当时学术界流传一种说法:中农所门槛高,不易进所当职工。接受中农所聘请,先后来所担任系主任､技正的有沈宗瀚､沈骊英､赵连芳､马保之､冯泽芳､卢守耕(以上几位为农艺专家)､林刚(森林)､吴福桢､朱凤美､蔡邦华(病虫害)､张乃凤､戴弘(土壤肥料)､孙本忠(蚕桑)､程绍迥(畜牧兽医)､汤惠荪(农经)等,都是有真才实学的一流专家。还先后聘请美国康乃尔大学作物育种学教授洛夫(H.H.L0ve)､明尼苏达大学作物育种学教授海斯(H.K.Hayes)､英国剑桥大学生物统计学教授韦适(J.Wishart)等为总技师和顾问。一时中农所人才济济,齐心协力,成绩斐然。

1935年11月,南京国民政府为谋求全国粮食自给,以中农所农艺系稻麦两部分为基础,成立全国稻麦改进所,由中农所正副所长谢家声､钱天鹤兼任正副所长,两块牌子,一套人马。由于增设了一个机构,经费､人员和设备都得到了较大的充实。

中农所工作的特点之一是理论与应用兼顾,集研究､实验和推广于一身,着重于应用。钱天鹤曾在中农所一次会议上明确指出,本所之工作目标,凡有试验均应从实用上着想；本所之农业实验,在于利用前人已经发明之原理与方法,作解决实际问题之工具。他要求科技人员抱着不畏难､不怕失败的精神,实事求是､丝毫不含混地去做实验；同时,对新的图书杂志,更须勤加研读,不容忽视。他说,农业系有地域性的科学,与其他科学如物理化学等之有世界共性者不同；我国地大物博,随时随地有亟待解决之农业问题存在,无异铺金满地,待人拾取；如肯努力精进,其前途自无限量。因此,中农所十分注重田间工作,各系主任和科技人员都亲自去试验地观察和实验,去各地了解农情,推广研究成果。在所内,各系分工合作,从多方面研究改良作物。在所外,联系和组织全国各地农业研究机构和农业院校,开展全国水稻､小麦､棉花区域试验和作物栽培､施肥等研究工作；每年冬季举行一次全国农作物改良讨论会,并随时举办各种专题讨论会､讲习班､训练班；出版《研究报告》､《特刊》､《杂刊》､《浅说》等不定期刊物和《农报》､《农情报告》等期刊,进行学术交流,传播先进科学技术,成为当时全国的农业科技活动中心。

从1932年正式成立到1937年被迫西撤,中农所的主要科技成果有:(1)研究制订了全国水稻和小麦种植的自然区划。(2)研究提出改进水稻和小麦的育种及栽培技术。(3)选育并推广水稻､小麦和棉花优良品种。(4)研究证实当时各地土壤中以氮素最为缺乏,磷素次之,钾素则比较充足,无须多量补给。(5)大量制造推广杀虫药剂和药械,防治主要作物害虫；基本扑灭了严重危害南京中山陵园的松毛虫和江苏江宁等县的水稻螟虫；研究并推广了对粮食仓库害虫､小麦黑穗病､小麦线虫病的防治方法。(6)提倡种植经济林木,着重开展油桐的育种和栽植实验。(7)改良蚕种和桑树的栽培技术,发明了防僵粉,有效地制止了蚕病的蔓延。(8)制造并推广猪牛瘟血清和各种疫苗,在各省防治牛猪瘟疫,成效卓著。在短短几年时间内能够取得这些成果,可谓成果累累。然而,中农所更重要的贡献在于引进和传播了先进的科学技术,培养造就了一大批紧密联系农业生产､学风严谨的优秀科研人员,为我国现代农业科学技术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这里有全所职工的辛勤努力,也凝聚着当时中农所三位主要领导人钱天鹤､沈宗瀚和谢家声的远见卓识和组织才能。

襄理全国农政大计，为保障抗战期间粮棉供应作出重大贡献

1937年,日军大举侵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中农所即作撤离准备,分批派遣各科系职工去长沙建立中农所驻湘办事处。11月,上海失守,中农所西迁长沙。在交通阻滞､舟车缺乏的困难条件下,先后运出重要仪器､图书､标本､档案和实验材料共四百多箱。1937年12月,钱天鹤和最后一批中农所职工撤离南京,抵达长沙。

1938年2月,重庆国民政府调整机构,实业部改组为经济部,钱天鹤被任命为经济部农林司司长,中农所副所长一职由沈宗瀚接任。中农所也由长沙迁往重庆。1940年7月,重庆国民政府成立农林部,任钱天鹤为常务次长。自此至1946年,政府机构几经变动,部长一再易人,钱天鹤始终以农业专家的身份襄理全国农政大计,主持日常工作。

抗日战争以前,我国内战不已,灾害频仍,粮食､棉花均不能自给,每年需要进口大量大米､小麦和棉花。抗战开始后,大批军政机关和工厂､学校西迁,沿海地区先后沦于敌手,西南､西北交通险阻,输入粮棉的通道阻塞,形势十分严峻。钱天鹤受命于危难之际,协助主持全国农政。他殚精竭虑,致力于增加粮棉生产。通过推广优良品种､防治病虫害､改进农田水利工程､建立农业推广机构,以及实行田赋征实等措施,粮棉蚕丝等产量得到较大增长,仅1941年度就增产粮食近47亿公斤。在渔牧方面,以繁殖耕牛役马､增产羊毛､养殖鱼类为中心,尤以防治兽疫取得很大效果。在林业方面,着重于保护和开发天然林,提倡培植经济林和营造水源林。在垦殖方面,以发展国营垦区为主,同时协助省营和民营垦殖事业。在农业经济方面,注重改善农场经营,调整租佃制度,调济农村金融。通过上述种种措施,在抗战八年期间,保证了军粮､民食和衣着原料的供应,对坚持抗战,起了不可磨灭的作用。

钱天鹤在工作中十分重视培养农业科技人才。1941年初,梁希､钱天鹤､邹钟琳等48位农业科技专家,针对抗战时期农业高等教育的状况,联名向重庆国民政府教育部提出四项建议:(1)“农学院设立,在质而不在量”,“应按照农业自然环境分区设立,对现有各公私立农业学院作适当之调整。”(2)“农学院应以单独设置为原则,不必附设于任何大学,以便适应农业自然区域之需要；并宜设于大规模农事试验场之邻近地区,藉谋建教合作,便利人才相互利用。”(3)各农学院“应与各(农业)改进机关分工合作。凡一切人才训练事宜应由农学院负责办理,中央及各省农业改进机关予以实习之便利”,“凡一切农业研究,应由中央及各省农业改进机关分负责任,但农学院之教授,因人才设备关系,亦应兼作研究,唯须与中央及各省农业改进机关取得联系,使不致重复。”(4)“教育部与农业部应组设农业建教合作委员会,以期农业教育与农业建设互相策应,免除过去人才与事业不能适应及协调之弊。”这一建议,受到教育部领导的重视,对推进按农业自然环境分区设立高等农业院校,推进农业教育与农业生产､农业科研相结合,和合理使用人才,产生了重要影响。1944年8月,利用美国租借法案,重庆国民政府派遣200名(经考试,实际录取166名)农业科技人员赴美实习一年。考选工作由钱天鹤主持。他公正无私,坚持择优录取。全部学员于1945年4月动身赴美,在美国入大学进修､现场实习和参观考察各4个月。1946年回国,成为我国现代农业建设事业的一支有生力量。

1947年4月,钱天鹤离开农林部常务次长职位,出任联合国粮农组织远东区顾问,任期一年。1949年初去台湾。1952年后,亲自主持策划金门､马祖两岛农业建设,做出显著成绩。1978年4月24日,金门县政府为纪念钱天鹤对金门岛农业建设的巨大贡献,在金门农业试验所内建立了他的铜像,并在铜像碑文上刻有:“……农村复兴联合委员会于1952年筹定金门农业建设大计。先生时任农复会委员,督察其事,十年有成。举凡农作､造林､水利､渔业､畜牧､卫生设施,无不坚毅以赴,次第奠定规模。今日我金门物阜民丰,绿野如云,胥为先生苦心筹划勤奋推进之所赐……金门县民追怀德泽,思慕无穷。本乃饮水思源之义,特为先生建立铜像,以志盛德,而垂久远。”

钱天鹤从教授､科研工作者､科技组织管理工作者,而后出任政府高级官员。他从政以后,仍然是一位以科技救国为己任的学者。从上世纪20年代开始至70年代,他一直活跃在学术界,为繁荣农业科学技术,振兴祖国农业而奔忙不息。

钱天鹤一生清廉,对人仁厚友善,肝胆相照,对于后进和部属,常予扶助提携,助人而不求人知。他公而忘私,精明干练,思考周详,审慎从事,用人唯才,实事求是。其品德行为,令人敬佩。

1961年,钱天鹤患轻度中风,于同年8月退休。1972年8月20日因心脏病逝世于台湾省台北市。

摘自：《中国科学技术专家传略·农学编·农业综合卷·卷1·钱天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