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起伟

杨芳彬同志是江苏省农科院的一名老科技工作者，也是我敬重的一位长辈。他于2021年写成自己的自传体专著《西窗烛》，我有幸成了这本书面世后第一时间的读者之一。我多次翻阅细读，被他的丰富经历所吸引，特别是他在西藏工作的特殊经历让我深受震撼。以致我与他又在老科协约谈过一次，听他介绍撰写此书的思路历程，以及在过去的工作生涯中的更多的感人细节，对老杨同志的思想情操、性格情感、为人风格等又有了更多的认识和了解，受教良多。

老杨同志祖籍江苏宜兴，出生于1939年。1960年考取北京农业大学遗传选种专业,为五年本科。在大学四年级时，即主动给国务院打报告，要求到祖国的边疆去，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1965年大学毕业后如愿以偿，被分配到西藏工作。在参加了一年多的“四清”工作经受了锻炼后，被分配到拉萨市林周县（场）从事农业技术工作。在海拔4500米以上的高寒山区，严重缺氧的条件下，他带领农牧民开展农田规划，平整土地，引种试种优良高产小麦、冬小麦、甜菜等，获得了成功，产量较原来翻番。他还改革了荒地播种的耕作制，由“等雨抢播”改成“干播等雨”，使得只能收牧草的青稞收获了粮食，战胜了严重的冰雹灾害，使4000多亩报荒的小麦不仅没有减产，还获得了丰收，等等。他出色的工作不仅在县（场）出了名，在西藏军区生产部（农垦师）也很有影响。他在西藏的农村基层一共坚持工作了八年，把大好的青春年华献给了西藏高原。在此期间，他多次遇到生命危险，仍然坚守信念，坚守在祖国的高原上。他在八年中，克服了工作上和生活上的无数困难，包括在夫妻分居两地、自己身体严重患病的情况下，始终坚持在农业生产第一线，与农牧民们同呼吸共患难，为贯彻党的民族政策和西藏的发展作出了自己的一份贡献，他的工作成绩和精神品格受到西藏当地干部群众的高度评价。老杨同志西藏的特殊经历是一笔宝贵的财富，尽管高原环境对他和夫人以及孩子们的身体都带来难以弥补的损伤和遗留问题，但他始终无憾。

1972年老杨同志被组织上安排调回内地，他在宜兴县从事中学教学工作，担任多种学科的任课老师，也有八年之久，成为一名深受欢迎的人民教师，为发展当地的教育事业奉献了力量。

1979年他被调至江苏省农业科学院遗传生理研究所从事科研工作，这是他正式回归大学所学遗传育种专业。此时的他，信心满满，充满活力，与著名小麦专家姚景侠先生共同合作，得心应手地工作了两年多。就在他们的六倍体小黑麦杂交育种研究取得重要进展的时候，他又被调离了所热爱的科研岗位。但他并无怨言，服从了组织的安排。

此后，从1982年2月开始，他长期专职从事学会工作，在江苏省遗传学会、江苏省植物生理学会和江苏省农学会工作任职，为了学会的发展，他付出了近乎半生的精力和智慧，直至1999年10月退休，前后有18年之久。学会工作事无俱细，默默无闻，而且工作庞杂，但他始终任劳任怨，埋头苦干，兢兢业业，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得到学会会员和专家们的一致肯定和赞许，多次获得荣誉称号。他认为从事学会工作虽然是为他人做“嫁衣裳”，“但是很有意义的，是有价值的，仍然是一束闪耀的烛光。”这个烛光，是照亮了别人，燃烧了自己。

老杨同志在书中说：“生我是娘，教我是党。我的成长完全是靠党的培养”，老杨对中国共产党始终充满深厚情感。但是因特殊年代的种种因素，未能如愿加入中国共产党，为自己没有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老杨同志 深留遗憾。对老杨同志的这份心情，我深表理解。但我得说，纵观老杨同志的人生经历，我们已经看到了，杨芳彬同志在过去几十年的生涯中，始终拥护党、热爱党，爱岗敬业，践行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在西藏他曾多次冒着生命危险救助他人；他始终坚持实事求是，不说假话，不惧困难，乐观向上；他不图名利，只求奉献，在不同的岗位上为党的事业尽心尽力、艰苦奋斗。他已经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向党缴了一份合格答卷。从这个意义上说，老杨同志是问心无愧的，对党和人民，对祖国和他所从事的事业是没有遗憾的。

老杨同志说，他把自己的经历写出来不是为了出版，而是想通过它给孩子们、弟妹们、同学、同事、亲朋好友们知道他个人的一些经历，知道他没有虚度一生，而是曾经为祖国出了一点点微薄之力的，激励他们及后代也全力为祖国服务。我为老杨同志写《西窗烛》的这份初衷称道，为《西窗烛》的问世表示由衷的祝贺！愿有更多的同志从《西窗烛》中有所启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