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隆平自述选

“偶然”非偶然

袁隆平

必然性与偶然性是唯物辩证法中的一对范畴。必然性寓于偶然性之中，通过偶然性表现出来；偶然性是必然性的表现形式，“偶然”非偶然。科学家的任务，就是透过偶然性的表面现象，找出隐藏在其背后的必然性。很多科学发现正是通过偶然所触发的灵感而完成的，例如，阿基米德在洗澡时发现了测定王冠含金量的方法，从而发明了流体静力学；牛顿通过苹果落地发现了万有引力定律；代数学中的四元素是英国数学家哈密顿在和妻子散步时发现的；德国化学家凯库勒在椅子上小憩时发现了苯环结构，等等。但是，这些偶然发现并不是凭空产生的，是有前提条件的，有必然因素起作用。一是研究者对需要解决的问题具有丰富而专门的知识储备、知识背景；二是研究者必须有一个对问题寻求解答的反复思考和艰苦探索的过程；三是研究者要对多种科学方法、思维方法十分娴熟以至于可以无意识地进行选择和运用。对此，我有切身的体会。

1960年，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在试验田中发现了一株“鹤立鸡群”的水稻，它不仅穗大粒多，而且籽粒饱满。我如获至宝，将种子收集起来，第二年种下进行试验，满心希望这个品种能成“龙”，结果却大失所望，性状竟发生了分离，高的高、矮的矮，生长期也有长有短，没有一件超过前一代。但就在失望和疑惑之余，我产生了顿悟：根据遗传学常识，纯种水稻的第二代是不会出现分离现象的，只有杂种才会。这样看来，原先发现的那株优良水稻，可以断定是天然杂交水稻的第一代。这一发现，使我对“水稻是自花授粉作物，没有杂交优势”这个当时育种界的流行观点产生了动摇，进而提出了“要利用水稻的杂种优势，首推利用水稻的雄性不孕性”的设想，并设计出整套培育杂交水稻的方案，即培育出不育系、保持系和恢复系，然后通过“三系”配套，完成不育系繁殖、杂交制种和大田生产应用这样的一套杂交水稻生产程序。从此，我坚定地踏上了杂交水稻的研究道路，并最终取得了成功。试想一下，如果我没有对水稻知识的储备，没有对水稻问题的研究和思考，我就不会“发现”那株“鹤立鸡群”的水稻，也不会产生什么顿悟。偶然与必然的辩证法说明：一方面，在科学研究过程中，切勿放过“思想火花”；另一方面，“幸运”只会惠顾有准备的人。所以，要多积累、多思考，为“火花”的出现，为“触景”时能“生情”创造必要的条件。当然，我这里只是以偶然与必然的辩证关系来说明哲学的指导作用，而哲学对科学的作用决不仅仅限于这些。科学研究离不开哲学的指导，正如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所说的那样，不管自然科学家采取什么样的态度，他们总还是处在哲学的支配下，因而自然科学家取得成功的科学实践，必然是在正确的思维指导下进行的。大凡在科学上有所成就、有所贡献的科学家都很重视哲学对科研实践的指导作用。在科学研究中，运用哲学与不运用不一样，自觉运用与不自觉运用又不一样。日本科学家板田昌一临终前写道：“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在我40年的研究生活中经常地授给我珠宝般宝贵的光辉。”我国杰出科学家钱学森也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确实是一件宝贝，是一件锐利的武器。我们搞科学研究时（当然包括搞交叉科学研究），如若丢掉这件宝贝不用，实在是太傻了。”他们的话是宝贵的经验，值得我们记取。

（原载求是杂志，2002年第23期）

要做一粒好的种子

袁隆平

做事先做人，这是老生常谈了，也是我这一辈子最深刻的感悟。

我是搞育种的。我觉得，人就像一粒种子。要做一粒好的种子，身体、精神、情感都要健康。

种子健康了，事业才能根深叶茂，枝粗果硕。作为一个科研工作者，尤其如此，不仅要知识多，而且要人品好，不仅要出科技成果，而且要弘扬科学精神。

要热爱祖国，热爱人民，这个是基本前提。如果对民族、对国家、对社会、对人民没有感情，就很难成就一番事业。有了感情，才会为社会做一些事情、献一份爱心，这样你才会有欣慰感。

要敢于探索，勇于创新，这个是关键。搞科研，应该尊重权威但又不能迷信权威，应该多读书但又不能迷信书本。科研的本质是创新，如果不尊重权威、不读书，创新就失去了基础；如果迷信权威、迷信书本，创新就没有了空间。还不要害怕冷嘲热讽、标新立异。如果老是迷信这个迷信那个，害怕这个害怕那个，那永远只能跟在别人后面。只有敢想敢做敢坚持，才能做科技创新的领跑人。这个我是有深刻体会的。

要埋头苦干，不畏艰辛，这个是基本功。一个人事业的成功或者失败，最终起决定作用的是顽强坚持的毅力。我的工作主要在试验田，越是打雷、刮大风、下大雨，越要到田里面去看看，看禾苗倒伏不倒伏，看哪些品种能够经得起几级风。从参加工作到现在，只要田里有稻子，我每天都坚持下试验田。我们搞育种的就是要坚持在第一线，这样才会发现新品种，才会产生灵感，“灵感＝知识＋汗水”。我想，搞科学研究是这样，从事其他任何工作也是一样的。

还要淡泊名利，踏实做人。现在有少数人搞学术腐败，就是名利心、享乐心太重，急功近利，弄虚作假，到头来害人害己。人还是踏踏实实的好，一个人越是出名就越要谦虚谨慎，越要夹着尾巴做人。骄傲使人落后，这是天经地义的真理。精神上要丰富一点，物质生活上则要看得淡一点。一个人的时间和精力是有限的，如果老想着享受，哪有心思搞科研？在吃方面以清淡和卫生为贵，穿方面只要朴素大方就行了。少走弯路，少留遗憾，身心才会健康，心情才会愉快，事业才会做得长远。

（原载人民日报，2007年5月30日第011版文化新闻）

我成功的“秘诀”

袁隆平

经常有人问我，你成功的“秘诀”是什么？其实谈不上什么秘诀，我的体会是八个字：“知识、汗水、灵感、机遇”。

首先，知识是基础，是创新的基础。现在科学技术这么发达，你是个文盲，是不可能成功的。

“知识就是力量”，道理大家都很明白。我认为在知识方面不一定要博古通今，成为一个学问家，但是除了要对自己从事的专业很熟悉以外，还应掌握一些相关领域的知识，以开阔视野。要了解最新发展动态，因此你还要懂一些外文，在科学研究中我赞成标新立异，但大方向要把握好，要正确，一定要避免盲目性，以免走进死胡同。过去有聪明人研究“永动机”，这违反了能量守恒的自然规律，走向了死胡同。

第二点，是汗水。任何一个科研成果都来自于深入细致的实干和苦干。育种研究是一门应用科学，要到田里去干，肯定要流汗。我们在攻关的时候，在水稻生产基地每天都背上一个水壶，我带两个馒头，中午下田，顶着太阳一干就是两三个小时，流了很多汗。虽然很辛苦，但是我乐在苦中，因为有很强的希望在激励我。我培养学生，第一要求就是要下试验田，你不下田，我就不培养你，我说书本知识非常重要，电脑技术也很重要，但是书本电脑里面种不出水稻来，只有在田里才能种出水稻来。

第三，要有灵感。我的体会是灵感在科学研究与艺术创作中，具有几乎相等的重要作用。灵感来了，一首好诗、一首好曲就来了，没有灵感，挖空心思、搜肠刮肚也写不出。什么是灵感？

我体会它是以思想火花的形式出现，一闪就来了，但一闪又过去了，你要是去找可以找到，往往是由一种外界因素诱发产生。我体会到，灵感是知识、经验、思索和孜孜追求综合在一起的升华产物，它往往在外来因素的刺激下突然产生，擦出火花来。

1997年，我到江苏农科院观察他们培育的新品种时，其中有一个品种形态吸引了我，我突然一闪念，领悟出了超级杂交稻的株型模式，现在这个模式已经在选育超级杂交稻品种的实际工作中运用。美国的《science》（《科学》）杂志十分关注，刊登了这个模式，加以介绍。其实那“一闪念”就是灵感。我奉劝从事科学研究的同志，要及时捕捉和运用在探索中孕育和迸发的灵感，做“有心人”，及时捕捉思想火花，不要让它闪丢了。

第四是机遇。雄性不育野生稻的发现，为杂交水稻研究成功打开了突破口。有的人说我们发现的雄性不育野生稻是靠运气，我看这里是有运气存在，但是不是单纯靠运气呢？我们在设计技术路线时，曾经构想“把杂交育种材料亲缘关系尽量拉大，用一种远缘的野生稻与栽培稻进行杂交”。通过这样来突破优势不明显的关隘。按照这一思路，我和助手到云南、海南去找野生稻。

美国学者唐·帕尔伯格先生曾写下《走向丰衣足食的世界》一书，他在书中谈到，从统计学上看，发现雄性不育野生稻事件明显是一个小概率事件，可是这种奇迹居然发生了。他还列举科学史上一系列偶然事件的巨大作用，如弗莱明研究导致人体发热的葡萄球菌时，观察到无意飘落的青霉菌可将葡萄球菌全部杀死，由此他发明了葡萄球菌的克星——青霉素；爱德华·詹纳看到挤牛奶的女工免出天花，从而发明了天花接种疫苗⋯。这些发明创造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当事人不仅亲眼看到了这些事物，而且从内心领悟并很快抓到了这些事物的本质。这就是科学研究工作的本质。

机会成就有心人，偶然的东西带给我们的可能就是灵感和机遇，所以我们说偶然性是科学的朋友。科学家的任务，就是要透过偶然性的表面现象，找出隐藏在其背后的必然性。

（原载光明日报，2011年10月31日，第13版，科技天地）

幸福是什么

袁隆平

什么样的人生才是幸福的？我们似乎从未像今天这样，如此渴望获得有关它的种种答案，我更是经常被记者们“索要”这道题的答案。那么，这道题的答案到底是什么？在别人眼里，提到幸福，总觉得两个指标很重要，一个是利，还有一个就是名。但在我的幸福观里，既没有对“利”的计较，也没有对“名”的追求。

我觉得要那么多钱做什么？那是个大包袱！有的人觉得钱越多越幸福，我觉得那未免太庸俗了。“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但幸福绝不是用钱能衡量的，钱也买不到幸福。追求金钱只能让人获得物质上的享受，我不追求这个。我对那些豪华的东西不感兴趣，我穿的衣服都很便宜。我从不讲派头，不追名牌。我穿衣原则只有一条，那就是朴素大方。每年去海南三亚培育水稻时，我都要买上好几件四五十元钱的衬衫，还总向身边人“推销”：“这样的衬衣好得很，美观大方，又透气，下田的时候穿起来方便，不用担心弄脏了”。我最贵的衣服是到北京领国家最高科技奖之前，经不住同事劝了半天，才买的一套七八百元的西装。

年轻时，我靠一双脚走路下田搞科研；十几年前，我“奢侈”地买了一辆摩托车；在被评估机构宣布身价达到千亿后许久，我才“跟上形势”，买了辆私家车，也只是10万多元的国产小轿车。

当年，听说要用“袁隆平”命名一只股票时，我老伴邓则不乐意了，她说：“你说今天‘袁隆平’涨三分，明天‘袁隆平’跌两分，多难听啊。”老伴懂我，最知道我对赚钱这件事从来不上心。

我也曾接到过多家国际机构抛出的“橄榄枝”，联合国粮农组织还曾在上世纪90年代以每天525美元的高薪聘请我去其他国家工作，但都被我一一谢绝了。如果只为了钱，我早就到国外去了，但我认为中国这么一个大国，这么多人口，粮食始终是头等大事，我在国内工作会比在国外能发挥更大的作用。

当然，如果说人完全不需要名利，那是假话，但我认为不要把名利看得太重了，人不能为了追求名利而活着。乐观一点、豁达一点，不要为小事情发愁计较，更不要为了追逐名利而花心思，否则稍微有点挫折你就受不了。

至于功名利禄，我是这样辩证看的：把名利看得淡一点，就不会为名利所累，就不觉辛苦；把名利看得太重，甚至为了名利而生活，就会有负担。

上世纪90年代，湖南省曾三次推荐我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即现在的中国科学院院士，可我三次都落选了。当时有人说我落选比人家当选更引起轰动，也有人为我打抱不平，但我认为没当成院士没什么委屈的。我搞杂交水稻研究不是为了当院士，没评上院士说明我的水平不够，应该努力学习；但学习的目的还是为了提高自己的学术水平，而不是为了当院士。

有一位普通农民，年轻时对饥饿有切肤之痛，后因种植杂交水稻而一举改变了缺粮的状况，为了表达对我的感激之情，他写了一封信请求我给他提供几张不同角度的全身照片，说要给我塑一尊汉白玉雕像。在回信中，我这样写道：“谢谢你的好意，请你务必不要把钱浪费在为我塑什么雕像上，我建议你把钱用到扩大再生产上去。请你尊重我的意见，并恕我不给你寄照片。”尽管我再三拒绝，但那位朴实的农民还是为我塑了一尊像。有人问我见过那个雕像吗，我笑道：“我不好意思去看。”

至于荣誉，我认为它不是炫耀的资本，也不意味着“到此为止”，在我看来那只是一种鼓励，鼓励你向更高的目标攀登。

不为名，不为利。那么，我的幸福又是什么呢？我觉得幸福首先在于身体健康。“英雄只怕病来磨”，如果没有好的身体，无论你拥有再多的成就或财富，幸福感都会下降。健康的身体是成功的第一要素，也是最基本的要素。身体不健康，就会心有余而力不足，无论你搞什么研究、做什么工作都支撑不下来。我常笑称自己是“80岁的年龄，50岁的身体，30岁的心态”。“50岁的身体”，得益于我“爱玩”。我爱游泳，曾经连续三年我都是湖南省农科院的游泳冠军，短距离50米，年轻人都游不赢我；我爱打气排球，下班后，我常常张罗大家一起打气排球，我和老伴搭档，我是主攻手，如今气排球已经成为风靡整个农科院的运动项目。除了热衷于打气排球外，拉小提琴、跳踢踏舞、下象棋，也都是我的强项。

我觉得更大的幸福在于心态要好。人在工作时要能吃苦，但在生活中，弦不能一直绷得太紧。我说我有着“30岁的心态”，或许是大自然对我这个与农田打了一辈子交道的人最大的馈赠。在老伴邓则的眼里，生活中的我就像个孩子。我热爱身边的一切事物，这种热爱大到国家、人民、土地，小到身边的一草一木。农科院里的草绿了，枝叶发芽了，我常常是第一个发现的人。英语里有句谚语：在严峻的事实面前，要放轻松一点；对平常的小事，则要严正一点。这也就是我说的“30岁的心态”。一个人拥有好的心态最重要。

当然，我觉得最大的幸福在于我所从事的杂交水稻事业。能为社会、为人民做一点好事，我觉得这就是我最大的安慰。我现在每天都要下田，杂交水稻就像我的孩子一样，看着它们一点一点成长，我的心中无比欢喜。我痴迷于土地，无论有多忙，我都要下田看看我的“宝贝”。只要脚踩在土里，人就觉得踏实，就变得年轻。我把对土地的眷恋也传递给我的学生，怕苦不肯下田的人，我绝不培养。我常提醒他们：“书本知识很重要，电脑技术也很重要，但是书本里种不出水稻，电脑里也种不出水稻，只有在田里才能种出水稻。”我做过一个梦，梦见杂交水稻的茎秆长得像高粱一样高，穗子像扫帚一样大，稻谷像一串串葡萄那么饱满，籽粒像花生米那么大，我和大家一起在稻田里散步，在稻穗下面乘凉。那个梦真是太美了。梦见禾下乘凉，就是我最幸福的时候。这个梦我做过两次呢。

（原载《新湘评论》2013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