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殷平

——黛玉、娜拉与萧红为何同命运

重阳节又要到了。不禁想起去年重阳节，秦淮区小梅花青年越剧艺术团来我院慰问演出，有一节目《黛玉葬花》引起我遐思。

《红楼梦》这大部头名著，也只有“黛玉葬花”这一回目作为折子戏最早被搬上舞台的。上世纪三十年代，我就在家乡福州戏园子里看过了，还有点印象，据说戏中黛玉用的那把葬花道具锄子，是当年一个大款用白银特制送予的，因而引起更多人争先去看这戏。但是人们都看懂了什么呢？

《红楼梦》里黛玉葬花这一回目，是在贾府盛极一时建造的大观园落成后，贾母命宝玉的姐姐妹妹们都搬进园子去住。这应是大快乐的事，独有林妹妹可能想到我们只是被拿去点缀这大观园的花。她又更想到大欢乐之后的日后事，大富贵之后的大破败的时日。

她扛着银锄提着收集到落花的篮子，唱道：“花开花落飞满天，侬今葬花人笑痴，他日葬侬有谁知？”

她从花开花落想到人生，想到大观园，想到贾府，看似鼎盛的世界，在时间流中终将都会败落下去的。黛玉葬花这一回目，早早就展示了红楼只是一个梦。

而今，我从《红楼梦》又联想到易卜生写的《玩偶之家》，黛玉与娜拉命运是一样的。黛玉她悟到自己只不过是大观园里点缀的花，供人玩赏，园子要败花要落的，娜拉悟到自己只不过是这富裕家庭的玩偶。

黛玉生活在没落封建家庭里，无奈之下只好葬花以遣忧，娜拉生活在早期资本主义时代，能勇敢离家出走去自谋生活，然而鲁迅在《娜拉走后怎样》一文评论说：她一女子在社会制度没有改革时，终究是无法生存的，不是堕落就是还要回来的。

曹雪芹与易卜生都是通过文学著作描写社会问题的高手，“葬花”与“离家”都是女子人生悲剧的典型。在他们笔下的林黛玉与娜拉，是按社会现实虚构了东西方两个女子的抗争。一个只是暗存在心里以葬花举动来叹息自己的命运，一个则以离家出走以示反抗，祈求在那专权社会里谋生、自立、自强。

现在来说一个真实的故事。她生于东北富裕家庭，为抗议父亲独自作主给她找个门当户对的婆家，而离家出走。出走后经十年的苦难闯荡，还是抗不过污浊的社会，终于葬身在我国极南端的香港浅水湾，墓碑上寂寞地刻着“萧红之墓”字样。

纵然她这仅三十一嵗短暂人生很不寻常。她来到上海后，很得到鲁迅的赏识与指点，成就了稍有名气的年轻女作家，去世前一年还写出了传世之作《呼兰河传》。一九四六年八月茅盾于上海，热情地为之写下了五千字的长序，赞扬《呼兰河传》是部叙事诗。序言中还表达了他不忍心，没有去浅水湾探望萧红墓的遗憾。也指出了她“不能投身到农工劳苦大众群中，把生活彻底改变一下，这又如何能不感到苦闷而寂寞呢？”

萧红她已经寂寞地在这里孤守八十个年头了。她临离世时喊道：“我要举起投降大旗向我父亲投降了，我要回家！”又说“留下半部书稿让后人写了，不甘不甘”——是指《呼兰河传》的续篇吧？她这失望无助的悲鸣，至今还在读者脑际回荡着。

在那污浊的社会里，孤身女子还是要遭受欺凌、背叛和遗弃之苦难的。之所以她人生奋斗到最后还是要回家，向专制家庭投降。

家庭是组成社会的单元，由原始共产母氏社会，发展到封建男权氏族大家庭，现在又发展到二人转的小家庭。这都是按生产力水平发展了生产关系（分配与所有制当然也包含地位），从而发展了新型家庭，社会才得以趋向公平，女性才得以摆脱“商品”地位而自立。

这就是说，女性的社会地位，是随生产力、生产关系的发展程度而定。易卜生写《玩偶之家》的背景还是早期资本主义社会，之所以鲁迅评论说娜拉还要回来的。而萧红生活的时代，是中国最黑暗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之所以她要回家也回不去了，纵然回家了，也免不了再被以收取出嫁财礼的形式出卖给门当户对的人家。

按社会科学分析到这里，黛玉、娜拉与萧红为何同命运这一答案就出来了。

而今，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当严防旧思想旧习俗的返潮。因为它们是几千年私有制，所形成的最顽固的意识形态势力。在砸碎旧世界后，还会长期潜伏在人们思想中的。

                          202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