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天鹤兄字安涛，籍浙江杭县，民国前19年2月12日生，民国61年8月20日（1972）病逝于台北市宏恩医院，享年80岁。安涛兄是我美国康奈尔大学前后同学，并先后同在南京金陵大学授课，又为中央农业实验所与中国农村复兴联合委员会的同事，也是我志趣相投合作无间久而敬之的好友。今（8月30日）逢兄安葬之日，回忆我们40余年甘苦与共肝胆相照的友谊，悲痛最深，爰述数事以舒哀思。

兄于民国7年夏获康奈尔大学硕士，回国任教金陵大学农学院，并兼蚕桑系主任。国府建都南京后，兄任教育部社会教育司司长，继任中央研究院博物馆馆长。我于16年秋（1927）完成康大学业，回国任教金大农学院与兄长相过从，彼此切磋琢磨，深感志同道合。

民国19年，浙江省政府主席张敬江先生与省建设厅霍亚民厅长为求改进浙省农业，延请安涛兄任农林局长，我兼任主任技师，我们乃在杭州拱宸桥购买房屋及稻田80余亩为试验地，定名为农林总场，并草拟工作计划，聘请技术人员，于5月间开始工作。是年秋，有人向安涛兄进言：“农林局重要职员都是金大毕业生，沈宗瀚的势力太大。”

他笑答：“职员是大家共同商议任用，为国服务，我们只问胜任不胜任，从未计较个人权力。”闻之使我感佩不已。

民国19年夏，张静江主席与江苏省叶楚伧主席采纳邹秉文兄、安涛兄与我三人的建议，合聘康奈尔大学洛夫（H.H.Love）教授任江浙作物改良总技师兼实业部顾问，自20年春起任期3年。20年1月张静江主席与安涛兄先后辞职，农林局旋亦撤销，农林总场改名为农业改良场。我支持到洛夫4月来华任职，将该场育种工作移交给他，于8月初辞去兼职。经他指导3年，卒于民国26年育成水稻小麦改良新品种，产量较农家品种高达13%至28％。

民国20年实业部孔祥熙部长设立中央农业研究所筹备委员会，任该部穆藕初次长为筹备主任，安涛兄为副主任，洛夫、邹秉文、谢家声、沈宗瀚等14人为委员。我们乃勘查所址，草拟组织规程，规定该所主管全国农业研究改良与推广事宜，嗣后政治会议讨论本所组织时，改“研究”为“实验”，藉示注重“实用”的试验而不是研究，故定名为中央农业实验所。

20年冬汪精卫任行政院长，陈公博为实业部长，穆、钱辞职。21年1月该所正式成立，任谭熙鸿为所长，时值上海“一二八”战役，国难方殷，中农所无所进展，洛夫博士任实业部顾问亦无事可做。22年4月行政院农村复兴委员会成立，以增加农民生产、解除农民疾苦为目的，汪精卫兼任委员长，行政院政务处彭学沛为秘书处主任。邹秉文乃乘机提出改组中农所，彭深以为然，因劝陈部长于22年进行改组中农所，由陈自兼所长，任安涛兄为副所长，负所务实际责任，聘洛夫为总技师，分设农艺、土壤、肥料、植物病虫害、森林、畜牧兽医、蚕桑、农业经济等系，延请汤惠荪、朱凤美、蔡邦华、孙本忠等任技正，他们曾在日本、德国或法国求学，原任浙江大学农学院教授，因院方人事变动，乃相偕辞职来。先妻沈骊英女士亦于此时入所任技正，工作进展甚速。

中农所所址原由筹备委员会选定中山门外孝陵卫，因征购民地困难，迟未进行。此时有人建议所址改设中山门内明故宫附近空地（25年改为飞机场）以便利职员在城内住家及外界参观，试验场则设在孝陵卫。亦有人主张所址改设中山门外汤山，利用荒地开垦为农场。安涛兄力主仍设于孝陵卫，因南京为首都所在，城内将来无扩充余地，汤山离中山门30余公里，未免太远，孝陵卫距中山门仅3公里，住家亦颇方便。又实验室、试验场、宿舍均在一处，试验工作庶可经常有人照顾，故决定不畏艰困征购孝陵卫民地2500亩为新址及试验场。本所无临时经费，只有经常费每月国币5万元，当时政府规定，经常费年终节余，可移作建筑与事业费用，毋须缴还国库，安涛兄遂利用节余款项陆续添建实验室并购置各项设备。

中农所建造第一座大楼，安涛兄最为艰苦，因他责任心重，既要坚固美观，又要合行政与研究之用，而经费仅国币10余万元。他对房屋设计，材料选择，煞费苦心，特选所内一位技术人员监工，他自己亦常亲自至工地监督，我于钦佩之余，常戏呼他大监工。楼成，照包工收据付款，款已入帐报销，惟尾数5000元包工未来领取，以示孝敬钱副所长。安涛兄查悉后，即将此款缴入公帐。中农所于26年秋撤离南京时，已建成实验大楼五座，行政大楼一座及职员宿舍十余座，此外尚有大温室、大冷藏室、高温室等等，均由安涛兄精心筹划。他的精明，他的廉洁，堪为我们的模范。

民国22年夏，安涛兄就职中农所时，我正在欧美考察途中，接其来函，托为中农所物色人才。我约了马保之、卢守耕、冯泽芳、管家骥等四位博士来所任技正，并洽商英国剑桥大学教授韦适博士(John Wishart)美国密尼苏达大学教授海斯博士(H．K．Hayes)来所任职。9月下旬我回国后，兄常夜来吾家商讨所务，有时同至夫子庙大集成小酌，畅谈抱负，决心转移当时学术机关的萎靡风气，认为要切实研究改良农业必须聘请国内外第一流专家，藉以提高科学研究的水准，并须有很好的设备与图书，以利研究试验，此外尚须举办短期训练班，以增加国内农业工作人员的新学识，我们当年的壮志豪语是：“兄行政，我技术，共为中国农业而努力”。

民国23年夏，洛夫任职期满回国，安涛兄约我继任他的职务为总技师兼农艺系主任。我认为做科学研究工作，在金大较为安定，且先妻骊英已任该所技正，夫妻同事，有所不便。他谓中央政府必须有一完善的中央农业实验所，以科学研究为改良基础，始能实事求是，以改良全国农业，我理应前去，至于骊英原在该所任职，并非我带她进去，又夫妻同任技术工作，亦无不便，我乃于23年9月转任中农所职务。24年夏陈公博部长不兼中农所所长，由金大农学院长谢家声兄继任所长，安涛兄仍为副所长，同室办公，这是我们三位好友在中农所同事最愉快的时期。

24年11月政府谋全国粮食自给，以中农所稻麦两部份工作为基础，扩大范围，特拨经费每年60万元，在中农所内成立全国稻麦改进所，内分稻作组及麦作组，谢、钱二兄分兼全国稻麦改进所正副所长，赵连芳兄与我分任稻麦二组主任，以期统一事权，节省财力，稻麦所亦无临时经费，只有经常费每月5万元，两所全年经费共计120万元，两所之间，外观虽分立，而内部实为一体。人才设备均大肆增加，藉以扩充稻、麦、棉、杂粮、肥料、病虫害、兽医、蚕桑、森林及农业经济等工作，并树立研究基础与工作精神。

中农与稻麦两所用人，多由各系主任负责推荐，而各系职员多系主任的学生及旧日同事。因稻麦所之成立，麦作组计划增添人员，我特与安涛兄商谈：“我用人素极慎重，必须品学兼优者始可入选，但因我在金大教书多年，对学生知之最深，故所任用者难免多选自金大高材生，以往外界已批评你我为金大派头儿，设我这次又多用金大学生，将更予人以口实，你亦要受累”。安涛兄很激动的说：“我们是用人才，因事择人，只求问心无愧，不必顾虑外界的批评，而且其他各系主任也多用自己的学生，我觉得这是很自然的事。”我接着说：“我不希望人家称我们金大派，而是人才派或者好人派”。因此麦作组中，除徐季吾和骊英两技正外，其余马保之、金阳镐、蒋彦士、张宪秋等15位都是金大毕业生，工作努力，成绩斐然。

中农所与稻麦所的工作有四个特色：第一、遵守时间，每天8小时，上午8时上班，下午2时上班，星期六下午休息。安涛兄对此极为认真，各系备有签到簿，按时收回，亲自检阅盖章。第二、注重田间工作，各系主任与技术人员均亲自下田工作，藉以明了田间作物生长实况。第三、分工合作，由各系配合联系，从事作物的多方面研究改良。第四、理论与实用兼顾。因此当时两所的农业研究论文与稻麦棉的增产成绩，蜚声国际，欧美学者来所参观研习者甚多。这一阶段堪称我们互助合作改进中国农业的黄金时代。可惜好景不常，26年7月7日芦沟桥事变，引起全面抗战，遵奉政府命令，放弃我们数年经营的优美场所而西迁。

中央政府迁都重庆后，于27年2月调整机构。中央直属各农林机关，均归并于中农所，实业部改为经济部，安涛兄担任该部农业司司长，家声兄仍任中农所所长，我继任副所长。29年7月农林部成立，安涛兄任次长，主持战时农政及农业复员重责，但爱护中农所之心未尝稍异。我经常与他讨论所务，当时有人问我：“为何诸事必须与钱次长商议?”我答：“非他干涉所务，是我虚心请教，因他意见很好，并熟悉政府农业政策，凡经他首肯之事，必能顺利推行无阻”。故历任部长均赞扬我们团结合作的精神。

33年8月，在美国租借法案项下，允许中国政府派遣农业技术人员200人赴美实习，由安涛兄主持考选。投考者以中农所、中央畜牧实验所及中央林业实验所之技士、技佐占多数。安涛兄为避嫌疑，原拟请大学教授出题，经与我商议后，以此次派遣者为实习人员，注重经验，并非去读研究院，得学位，回国后亦将做实用的研究或推广工作，如由大学教授出题，难免重视课本与记忆，恐与考选目的不符。故安涛兄最后决定选聘中农所与中畜所技正与大学教授共同出题。此次中农所应考者约30人，考试及格者27人，包括金阳镐、龚弼等。派遣的学员于34年4月赴美，在美入大学读书四个月，实习四个月，考察四个月，35年冬回所任职，而成为一支生力军。

民国37年10月1日中国农村复兴联合委员会在南京成立，当时南京、上海、杭州等地区正因粮食缺少而粮价高涨，农复会遂列粮食增产为主要工作，以中农所为主要合作机关，请安涛兄为本会农业组长，马保之、刘廷蔚、金阳镐、朱海帆、欧世璜、蒋彦士、张宪秋、龚弼等任技正。该组工作范围最广，人才最多，为本会最大一组。安涛兄以本会名义与各省密切合作，推行全面性的粮食棉花增产，期于一年内能对地方发生效果。但不久本会即先迁广州继迁台湾。来台后，农业组工作范围更大，包括农、林、渔、牧，嗣后森林、畜牧、渔业相继划分而成立三组，农业组改名为植物生产组，兄仍以中农所作风，领导该组同事，严守办公时间。工作按单位计划而分，每一计划，先调查实地情形，继与省农林厅有关农业试验场所及乡镇农会协商合作办法，包括技术指导与经费协助，以加强执行机构，然后由本会主管该计划的技正，写成规定的“单位计划”，包括执行机构、目的、试验或推广方法、经费、预期成果等，经其审阅，如有不满意处，即亲加修改，工作进行时亦常与同事实地视察，时加改进。该组印行的中英文工作报告均经其亲自审阅修正，兄工作时严肃认真，提倡工作效率，凡事务须按时完成，但办公时间外常与同事谈笑风生，和易近人，令人敬之爱之。

安涛兄不但负责本组工作，亦常帮他组的忙，例如民国41年农复会提议修改农会组织法规，原文由美国康奈尔大学安迪生（W．A．AnderSon)教授草拟，兄按英文要旨，照中国条文方式写成“改进台湾省各级农会暂行办法”，煞费精力。他写作的习惯，要一气呵成，致使午餐常在办公室吃面，直至深夜完稿，有时甚至写到天亮。我与他同住一宿舍，常劝他节劳，免伤身体，他负责成性，颇难更改。

民国41年1月，安涛兄任农复会委员，我和他共同讨论会务的时间更多，并常同去田间视察，其乐无穷。惜其夫人滞留大陆，他一人在台，生活无人照顾，健康渐差。50年遭遇轻微中风，精神大不如前，遂于同年8月21日退休。政府体念其功绩，特颁给二等景星勋章，美国国际合作署驻华共同安全分署与农复会亦联合赠送奖状，原文如下：“国际合作署驻华共同安全分署与中国农村复兴联合委员会深感钱委员天鹤对农复会之非常贡献，愿藉此表示崇敬与感谢。先生参加农复会工作，十二年如一日，在决策方面不断提供个人之卓越理想、实际经验及审慎判断。对于改良中国农村生活，不辞劳瘁，悉力以赴，对于加强中美合作，厥功尤伟，其治事之态度与勤劳有助于农复会之成就者至深且钜。先生之贡献将为吾人长久记忆，先生之领导将为吾人深切怀念。”

安涛兄不但是我的好友，对先妻骊英亦极赏识，常赞她的工作成绩。中农所其他各系的工作计划与报告，常受他的指责修改，惟独对麦作组骊英所拟的计划与报告最为满意。她曾著“杂交方法育成中农骊英1号至7号7个新品种”，产量高抗病力强。30年10月7日她以脑出血突在实验室逝世，安涛兄闻之大哭。唁云：“骊英先生为农业界不可多得的人才，其学术地位之高，当今科学家很少有人能并驾齐驱”。

民国39年8月，长子君山从广州来台北，考台大未取，我于9月间赴美出席联合国粮农组织会议，安涛兄虞其在家荒废，特在他的办公室为君山放一桌椅，送他《史记精华录》、《国学文粹》等书，督促其自修，每周作文一篇，亲为修改。兄不在办公室时，则由金阳镐技正照顾，督教亦严，君山极为敬畏，常私对人言：“钱伯伯是大老虎，金伯伯是小老虎”。他从此喜爱古文学，作文亦大有进步。他原用钢笔写字，安涛兄要他作文写毛笔字。他为文申辩，以写字为表达思想之工具，钢笔字较方便，毛笔字为艺术。工具人要学会用，艺术则不必强迫学习。安涛兄以他言之有理，亦不强之。但对古文之学习，兄还是慈祥耐心，循循善导。君山后来文尚通顺，皆由兄教诲所致。20余年来，安涛兄约林育东夫归同住，得其照顾甚多。

民国61年8月中旬安涛兄略感不适，经送宏恩医院诊疗，医云有心脏衰弱现象，次子临三在美闻讯返台，讵以药石无效，兄竞于8月20日下午9时30分逝世。

人生难得一知己，更难得的是知己而又同行同事，因为同事时久，意见每易分歧，利害亦易冲突，致使友谊破裂，力量分散，难成大事。安涛兄忠诚为国，淡薄名利，宽宏大量，公正清廉，与我同事40余年如一日，合作无间，为友好所赞羡，今兄逝世，悼念情深，难以言宣，痛哉!

(原载《传记文学》1972年10月21卷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