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庄巧生，中国科学院院士、著名小麦遗传育种学家。福建人，1916年生。1935年1月，考入南京金陵大学农学院，主修农艺，辅修植物，师从沈宗瀚。1939年2月以优异成绩如期毕业，被授予“金钥匙”奖。毕业后，经推荐，庄巧生来到贵阳的中央农业实验所贵州工作站，跟随沈骊英从事小麦区域试验工作。1945年，庄巧生赴美国堪萨斯州立学院实习。1946年8月，庄巧生回到南京中央农业实验所。10月，他被派至北平农事试验场任技正兼麦作研究室主任，主持小麦育种课题，即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在这里，庄巧生院士从事小麦攻关七十年，取得卓越的成就。2022年5月8日，庄巧生院士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105岁。
沈宗瀚先生是我的遗传学启蒙老师。1936年我上金陵大学二年级时选了这班课，这也是他在金大最后一次讲授遗传学的课，我成为他在大陆的“末代”学生。五十多年过去了，现在回想起来有些事情记忆犹新。沈先生是金大知名度很大的教授，他育成的著名小麦品种金大2905，最早在我国生产上推广应用，分布在南方冬麦区的旱地和坡地，五十年代中期种植面积达300万亩以上。他治学严谨，执教认真，很受同学们敬佩。在我读他的课之前，同学们就流传着这样一个话题说：有一次沈先生在温室里给一班同学现场讲课，忽然发现试验台上有一棵“含苞待放”的小麦散黑穗病穗，因为病穗发病晚，隐藏在一般穗层中，外被灰膜，不易被察觉。他立即提问大家在现场发现了什么异样没有？同学们一时反应不过来，相对默默无言。这时他就指出那棵暗藏着的病穗发挥说，做为一个育种家要养成具有敏锐眼光，洞察周围事物的能力，这样才能在斑驳纷呈的遗传变异中明察秋毫之末，从而不漏过一个好材料。这个话题是否真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即景生情，联系实际，身教言传，诲人不倦的精神。
遗传学对未入门的年青学生来说是很有吸引力的，这门课又是农艺系的重头课，同学们都十分用心听。那时学校盛行突击小试(quiz),沈先生喜欢即时提问，以加深同学们对重点内容的理解，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一些紧张感。有一次讲到“三点法”以测定两个基因位点间的遗传距离时，沈先生反复提到“区间1”(region one)、“区间2”的交换值。那时讲课大多“中西合璧”，同班有个叫李家文的（后来是山东农业大学园艺系教授)，region1恰好与“李家文”谐音，以为要他起来答问，心里不由得扑通一番。李讲话比较幽默，课后说了这段经过，大家无不捧腹大笑。这个事例主要是说明同学们对沈先生的认真教课，一丝不苟，既敬佩又紧张，唯恐跟不上趟，其实如果有听不懂的地方即时提出来，沈先生倒是会不厌其烦地加以讲解的。我和沈老师的真正接触是在1938年的初夏。那时沈先生从重庆来成都金大农艺系，想找一个可以接替他的已经出国进修的助手（即蒋彦士先生)，帮助管理他亲自主持的小麦区域试验。系里就推荐我去会见沈先生。我听说毕业后可以到中央研究单位工作，当然很高兴。他对我说，到中农所后派往贵州工作站在沈骊英先生的领导下工作，并嘱我在下学期毕业时和他具体联系。
1939年3月，我带着沈先生的一封信从重庆中农所办事处到贵州工作站报到。那时中农所贵州工作站和贵州省农业改进所是两块牌子、两班编制、一个工作，由中农所技正沈骊英先生（我们习惯称她沈师母)兼贵州所农艺系主任。这个系技术力量不小，当时有三位博士（戴、吴、喻)、好几位老学长和一大批年青人，分别从事水稻、小麦、油菜、烟草、棉花、麻类等作物，既搞育种栽培又参加调查研究和示范推广。重点课题是小麦杂交育种，由沈骊英先生亲自主持，张宪秋、钱丽因先生协助，我则分工管理小麦区域试验。沈骊英先生除主持小麦工作外，还兼顾其他作物和系行政管理事务，工作繁忙可想而知，何况还要照管好身边两个年幼无猜的小孩呢！有一次我偶然在一篇妇女杂志上读到一篇由沈骊英先生写的小品文章，描述做为抗战时期大后方的中国妇女科学家，在工作、生活、家庭、儿女等错综复杂的困难心境下，为坚持自己所热爱的科学事业而奋斗的情况，引起了人们的共鸣。
虽然众多事务缠身，她还是不失时机的下地观察她亲自主持的小麦杂交育种研究。那时，她的育种目标是丰产、早熟、抗病（锈病和黑穗病)，主要的代表性亲本是金大2905（丰产）、江东门（早熟）、20H155(albidum,或玉皮，抗病)等，大部分材料是六代以下的分离世代。后来从Albidum×金大2905组合中选出了骊英1号、6号；从Albi-dum×江东门组合中选出了骊英3号、4号，前者丰产性好，较耐旱薄，五十年代在贵州、云南、苏南等地推广种植；后者以早熟著称，五十年代在长江下游和淮河流域推广。此外，还育成#483、#487等特早熟品系，#483曾是四川盆地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大面积种植的凡6、凡7两个著名品种的亲本，也广泛应用于南方冬麦区的早熟性育种工作中。
她也很关心小麦区域试验，除下地观察外还在考种阶段和我们一起工作。这年冬天当我把上年度的试验工作做出总结时，她就指示说，贵州的小麦改良过去很少有人报道，我们应该把近年来系里掌握的调查资料和100多份地方品种的试验结果整理成文，以便后人查考，并即时口述一些她的初步想法，让我做进一步考虑。1940年麦收后我按照她的意思写成了由她、张宪秋和我署名的“贵州之小麦”一文，经她和沈宗瀚先生审阅定稿后作为中农所特刊第24号发表。这是有关贵州小麦最早的历史文献。文中刊载了一段贵州小麦开花习性的实验资料，这是沈骊英先生特意加上的。本来小麦开花习性早有定论，但沈骊英先生来到贵州后了解到当地农民群众除有重稻轻麦的传统习惯外，还流传着一种说法，认为“小麦夜里开花，吃了不养人”，所以不想种小麦。为了说服当地农民群众，她专门设计一个小试验，安排年青人在小麦抽穗后昼夜轮班观察记载开花习性，结果证实与文献所载毫无两样。这个事例反映了沈骊英先生重视群众意见，刻意用第一手资料来说服群众、宣传群众的实是求是、以理服人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文中还明确了地方优良品种遵义136、137的生产利用价值，后来在实践中也得到了证实。回顾当时沈骊英先生发动科技人员下乡调查了解情况，发现问题和收集地方品种在试验场所进行鉴定、筛选的一套联系实际、联系生产的做法是十分正确的。同一时期，在沈宗瀚先生主持的小麦品种区域试验网点和四川省农业改进所的品种试验中发现由潘氏小麦品种材料(Percival’s collection)中筛选出来的25H112在四川盆地表现丰产、抗倒、抗病，可以扩大种植。为此，沈骊英先生立即将有关资料整理成“中农28号小麦”一文，做为中农所特刊发表，以利推广。该品种先在四川盆地小面积种植，五十年代在江淮和西南各省扩大推广约300万亩，并以它为亲本育成了四川五一麦、凡6、凡7、山农205、西农6028等著名推广品种。提起“潘氏小麦”，这是我国第一次大批量从国外引进小麦品种资源的实例，应该载入我国育种大事纪。据说这件事情也是在沈宗瀚先生的筹划下由中农所、金大、中大三方合资从英国购进的，全部材料有一千多份，沈骊英先生育成“骊英号”小麦的亲本之一20H155(albidum)就是其中的一份。
我还想起了在贵阳工作期间，沈宗瀚先生的另一件事。1939年8月第七届国际遗传学会议在英国召开，沈宗瀚先生收到通知后立即将积累多年的区域试验资料，以1937年中农所特刊18号“中国各省小麦的适应区域”（沈宗瀚、万德昭、蒋彦士著）这篇文章为基础，加上抗战以来全国、长江流域和西南地区三个区域试验的最新数据，系统整理成一篇学术论文，准备在大会上交流。初稿写成后即专程来到贵阳与戴松恩先生商量如何进一步充实内容、补充分析和润色外文。通过他们二人的几天突击终于定了稿，后来如期寄到会议上发表。那时他身居高位，又是小麦界权威，但为了使文章质量精益求精而不耻下问自己的学生，这种虚怀若谷、好学服善的严谨态度，在“沈宗瀚先生纪念集”中己多有记述，在这里我只是补充一个亲自见历的例子而己。为学之道，贵在知不足。这也是沈宗瀚先生在学术和事业上不断取得辉煌成就的一个重要原因。
总之，沈宗瀚先生早期执教于金陵大学，为我国小麦育种事业打下了根基，中年为建设全国性的农业研究机构和发展作物科学研究而不遗余力，后半生对台湾农业的复兴与发展做出了卓越建树；沈骊英先生在战乱频仍的三十年代至四十年代初，不辞艰辛，全力倾注于小麦新品种选育研究，成效卓著，成为我国农业科学界的妇女精英。他们在农业研究中联系生产，讲求实效，勤奋好学，深入实践，虚怀若谷，奖掖后进的美德风范，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